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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日期和星期指针的手表，配以黑色橄榄木制成的时尚马耳他十字框架(1790年)
为中国市场创制的黄金怀表，饰有花卉和两只白鸽的珐琅图案(1848年)
白色珐琅表盘，蓝色背景上饰有景泰蓝花卉和雀鸟图案(1860年)
镶有珍珠和磨光宝石的银制高塔形台钟，可以用表盘1时至2时之间的钟匙上弦(1885年)
“圣甲虫”吊坠表，黄金制成，以红黑色或者绿黑色珐琅制成的翅膀镶满钻石(1910年)
黄金制成的六角形怀表，表底是一对天鹅的景泰蓝风景画，镀金表盘(1923年)
江诗丹顿博物馆里一些定制钟表的古老订单，至少能够清楚地证明江诗丹顿和中国市场之间久远的关系。他说，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要求。1601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“进贡”的形式进京。利玛窦的40多件贡品中有大小两座自鸣钟，皇帝一见就着了迷，只要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，就要利玛窦飞马赶来。据说，皇太后曾向万历帝借他的自鸣钟拿去看看，皇帝就让管钟的太监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，让它不能发声，才给皇太后送过去。皇太后玩了几天，见钟不能自鸣，只好把它送还给皇帝。
既然历史是一块奢侈手表吸引力的组成部分，对于像江诗丹顿(Vacheron Constantin)这样一个1755年创立的瑞士钟表品牌来说，仅仅是250年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值得炫耀，06年它进入英国肯辛顿宫举办一场宴会时，也不会忘记对比一下:“1819年，维多利亚女王在肯辛顿宫诞生时，江诗丹顿已经创立了64年！”不过，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手表品牌是瑞士的宝柏表(Blancpain)，它比江诗丹顿早了20年。
江诗丹顿中国古董钟表展的宣传语是“万里遥来二百年，准溯天文列贡珍”。这话确实不假。江诗丹顿从它的日内瓦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运来了84枚古董钟表，也包括它的创始人让·马克·瓦什隆(Jean Marc Vacheron)250年前制作的第一枚怀表(展出的是第二复刻版)，这只怀表直径35.60毫米的机芯是直接与银制表壳连在一起，由表冠轮、均力圆锥轮和链带构成擒纵装置，钥匙上弦位置是在珐琅表盘的3时和4时之间，上弦的时候要把掀盖式的表圈和镜面打开。除了钟表之外，展场上还摆放着一些制造钟表零件的古老机器。1839年，江诗丹顿的机械师雷绍特(Georges-Auguste Leschot)曾研发了一套改良式杠杆擒纵机，改变了整个制表业的生产方式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也提到过这项发明。
1755年，也就是我们的清乾隆二十年，那一年，康德发表了《自然通史和天体论》，提出第一个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并预言银河系和河外星系的存在，而乾隆皇帝正在准备他的第二次南巡。多年以后，乾隆皇帝在一份给英国人的上谕中还这样说道: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。”
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的是欧洲传教士，1601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“进贡”的形式进京。根据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上的记载，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，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，贡物清单中就有自鸣钟、西琴等物品，他急着想看看自鸣钟的模样，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。利玛窦的40多件贡品中有大小两座自鸣钟，皇帝一见就着了迷，不相信这样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域外蛮邦，只要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，就要利玛窦飞马赶来。据说，皇太后曾向万历帝借他的自鸣钟拿去看看，皇帝就让管钟的太监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，让它不能发声，才给皇太后送过去。皇太后玩了几天，见钟不能自鸣，只好把它送还给皇帝。
在“江诗丹顿中国古董钟表巡展”上，陈列在最中心位置的是15枚据介绍是“以中国元素为灵感设计或者专为当时的中国皇族而特别定制”的钟表，事实上，即使江诗丹顿现任产品开发部总监塞尔蒙尼(Christian Selmoni)也说，他很难辨别清楚这些古董表的设计哪些是明确的中国风格，哪些是来自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设计元素影响。不过，江诗丹顿博物馆里一些定制一对钟表的古老订单，至少能够清楚地证明江诗丹顿和中国市场之间久远的关系。他说，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要求。
“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，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成对的。”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副研究馆员郭福祥证实，“这和中国建筑的对称、室内摆设讲求对称都有关系，我们觉得好事成双，不单是钟表，其他东西也一样，一做就做一对。所以，英国人会造两个一模一样的手表，瑞士人则把图案装饰反 | 
